[上海]私车牌照拍卖新政引发争议

　　几经更迭，存废两难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存废之争何以愈演愈烈？

　　镜头回到1994年。那年，历时5年修建的上海地铁1号线全线开通，全长48公里的内环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高架、地铁等重大交通工程一个个竣工，让饱受了1980年代交通拥堵不堪的上海人尝到了通畅的甜头，1990年代中期，可用8个字来概括上海的交通状况——趋向通畅，有所超前。

　　那年是中国开放私人拥有私家车的第九个年头，1986年11月，上海第一辆“Z”字私人自备车牌照代码0001号诞生，被视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时人评说“这标志着私家车正式开创了新局面”。此门一开，小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已是历史大势，城市交通势必面临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于是，一个“对机动车进行总量控制”的制度应运而生，1994年新增客车额度拍卖首度实行，上海人俗称“牌照拍卖”——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方式对私车牌照进行“市场化配置”。那时能买得起私车的人少之又少，1600多万人的大城市，每月拍卖数量不过几百辆，从1994年到1999年，总共拍卖私车额度才1.1万辆。

　　就在人们还买不起车的年代，这个制度被“地方保护主义”绑架了。1998年初，上海推出针对上汽出品的桑塔纳轿车的私牌拍卖，该牌照2万元起拍，只适用于沪产桑车(1998年底上海通用投产后也适用于别克)，两年以后若车主淘汰桑车更换新车则该牌照不再受任何限制(这为日后黄牛大抄牌照价格大开方便之门)。而如果要购买非沪产车(包括国产车和进口车)则仍须10万起价竞拍。

　　显然，这是一个激励上海汽车产业发展的谋略，人们买沪产车比买其他车在牌照竞拍起点上，一下子省去8万元，如此做法，引起了其他地区和厂商的强烈不满。由于鄂产富康车吃亏，湖北省迅速制定了针对桑塔纳的报复措施，规定湖北省单位或个人买桑车须交纳7万元的“解困基金”。湖北方面表示，为了显示对上海的“诚意”，比上海少收1万。这场贸易战惊动全国。

　　时至入世前夜，上海市场都要向外国人开放了，对内封闭市场与大环境大相径庭，因此，2000年1月，上海自拆壁垒，“牌照拍卖”实行无底价拍卖，开放上海市场，适用于所有国产车，每月拍卖一次，当月最低中标价8800元，成为让利于民的“惠民政策”。不过，进口车仍不能享受“国民待遇”，进口车牌照另行拍卖，拍价在5万元上下。

　　可就在这一年，“牌照拍卖”制度再次背离“总量控制”的初衷，被执政者拿去刺激房地产业。是年，为拉动房地产销售，“车房组合销售”措施出台，购买内环线以外3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一套，购私车牌照仅需5000元；如购买的是浦东指定楼盘中的商品房一套，同时所购轿车是沪产桑塔纳或别克，私车牌照免费赠送。地方保护主义余波荡漾，“牌照拍卖”制度形同虚设。

　　在促进上海汽车和房地产两大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在推动上海GDP高速增长中，“牌照拍卖”制度功不可没，但一个公共政策沦为“逐利工具”，而不是保障公平公正的“守义工具”，执政者的价值取向令人错愕。好在“车房组合销售”很短命，当年10月就被叫停。

　　不过，2000年还有一段插曲，即所谓“公务车改革”，上海大众、上汽集团、宝钢等大单位的员工购买沪产车免费发放牌照。如此“改革”，激起了外地厂商的不满，无奈于翌年3月20日取消。不过，上汽、宝钢、机场等单位内部免费牌照仍继续发放了一段时间。

　　入世两年后，2003年3月，“牌照拍卖”制度再次被迫变革，上海宣布将国产车和进口车上牌额度合并拍卖，进口车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在内外审视的大环境下，“牌照拍卖”制度不再被挪用，拍卖于是成为人们获得私车牌照的唯一途径。这时，上海的执政者再次高调鼓吹此一制度“总量控制”功用。

　　然而随后，却发生了一次高端争论。2004年，面对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的公开质疑(违反新颁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海方面高调回应，抵制批评，被舆论认为这是地方与中央的较劲。尘埃落定，海归律师杨小欣撰写长文，从法律上否定了“牌照拍卖”制度的合法性。

　　尽管拿着“总量控制”做挡箭牌，在存废之争和合法性之争中姿态强硬，但上海政府面临的质疑和承受的压力一直在累积。

　　跑赢GDP，跑到尽头

　　2008年的拍卖新政是“现实的一种逼迫”。

　　这个现实，既不是存废之争，也不是合法性之争，而是“虚高的车牌拍卖价格”，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拍卖价格迭创新高势如破竹，成为拍卖新政最直接的推动力。

　　2000年开放式拍卖后，拍价基本上呈现锯齿状上升趋势，特别是2003年3月国产车和进口车上牌额度合并拍卖后，年度均价从2003年的35338元涨到2007年的47815元，年均增幅约为7.9%。尤其是2007年，拍价一路“井喷”，5月，均价4.5万，11月，均价5.4万，12月，均价5.6万，被人们笑称“连拉了几个涨停板”。也就是说，去年最甚，一年间居然涨了24.7%，不仅跑赢CPI，而且跑赢了GDP，尾追31.4%的税收增长幅度。

　　从“国拍”公开的数据显示，从2002年1月至2007年12月，一共拍出382096个牌照，收入137亿多元，平均每年进账20多亿元。“到底是要钱还是控制机动车总量平衡？”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调研部部长庄子群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庄子群给上海两会上了提案。此外，还有不少上海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来“关心”这笔巨款。

　　庄子群说，去年上海市交通局为了答复其提案，派人与他沟通，答复说，政府要的是“控制总量”而不是钱。北京因为控制牌照量力度不够，首都变成了“首堵”，上海力图避免发生北京那样的悲剧。既如此，庄子群建议，改进拍卖方式，压低拍卖价格，让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公平竞拍牌照。

　　一张在其他城市花几百元手续费就可以拿到的车牌，到了上海就身价倍增，曾被喻为“最贵的铁皮”。“价高者得”的“牌照拍卖”制度演变成为富人们的乐园，只能买得起经济型轿车的普通市民要么“望牌兴叹”，打消购车念头，要么被迫挂江浙牌照。据估算，2007年，上海新增乘用车中约有20%挂的是外地牌照。

　　于是，又有一种质疑声出来了，人们认为“牌照拍卖”制度拍的是公民的购车权利——每个人都有买车开车上路的权利。事实上，这个制度设计的目标正是限制人们购者的权利。拍卖变相增加了汽车的购置成本,延缓了汽车进入家庭的时间。

　　这下又制造新麻烦了，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汽集团及其合资企业,曾多次侧面向上海市政府表达过对牌照价格过高的不满，“高额的牌照费,已严重影响了上海汽车工业在本地的销售”。报道说，超过30%的上海大众车不上上海牌照。

　　整顿势在必行。如同政府整顿房价把矛头指向开发商一样，拍卖新政把矛头指向汽车经销商，理由是经销商通过发布“经销商指导价”，形成一种价格合谋，炒高了拍卖价格。但刘红告诉记者，她的前两辆车子都是委托经销商代理拍牌，但是“拍卖所得一律交给政府，他们拿不到钱，为何扮演抬高价格的角色？”不过，经上海物价部门专项调查，8家汽车经销商因为散布投标价格信息、哄抬价格被警告，其中3家被罚款。

　　此外，因为上海车牌额度是供不应求，且现有车牌额度管理规则存在额度转让的可行性，“黄牛”炒作(汽车经销商亦被归入“黄牛”)成了“拍价虚高”的一只推手。1月12日，新年第一拍后，就有拍到便宜车牌的人在网上叫卖，转让价格在4万以上。马超说，他的一个同事2.5万元拍到，表示2.9万元可以转让给他。“规则允许是最重要的！”马超说。

　　质疑拍卖新政之余，这位理科出身的电信行业主管，分析数据，为记者分析“拍价虚高”的根源。从2003年到2007年，全国汽车产销量从439万辆增加到870万辆，约增加一倍，其中2007年增加24.3%。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和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增速不会低于全国平均速度。但是，同期额度指标从53068个增加到77500个，增加幅度为46%，其中2007年增加19.2%。额度指标增长幅度低于同期车辆销售速度。

　　“粥少僧多，需求旺盛，即便不考虑物价上升因素，正常的商品也是会涨价的，不涨价，那还是市场经济吗？”马超说，拍卖制度是“价高者得”的游戏规则，必然将价格推至应有市场均衡价格。2007年股市经历了久违的“大牛市”，带动了汽车消费需求的旺盛，2007年牌照拍价“井喷”。

　　拍卖新政要压价，也让新年第一拍价格应声落地，背后其实是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博弈，很难说是拍价的“理性回归”。已经有分析指出，只改变拍卖方式，而外部环境没有转变，同时拍卖的基本的格局没有变化：拍卖的标的——车牌没有变，竞买的对象——购车一族也没有变，“其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具体而言，拍价可能会上演“先抑后扬”的路线图。

　　不过，据知情人透露，压低牌照拍价是为了逐步取消车牌拍卖这个“过渡办法”，稳步向收取城市拥挤费这个新治理城市拥堵模式过渡，舆论已经解读这是为水到渠成取消车牌拍卖铺路。上海市有关领导也提出了“放开购车，限制使用”的新管理理念。

　　(文中受访拍牌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