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广州第31期汽车牌号拍卖再创新高,成交总额达到1234.9万元,均价超12万元,均创历史纪录。粤A9999S更是拍出95.2万元,成为当日单个号牌的最高价。

　　日益攀升至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天价,吉祥车牌号的拍卖似乎无法让人平静。不仅仅是广州,在全国许多省市如湖南、山西、内蒙古、浙江等地,均进行着或进行过吉祥车牌号的拍卖。

　　如何认识吉祥车牌号拍卖?是剥夺了市民通过摇号获得吉祥车牌号的机会,还是通过经济手段合理配置了社会资源?

　　正方:目的正当则拍卖正当

　　“吉祥车牌号即使作为公共资源也是可以拍卖的,这并非辨识该行政行为是否正当的唯一依据,关键要看拍卖所得资金流向何处。”清华大学教授余凌云分析。

　　早在2006年,广州市财政局局长郭锡龄在回答媒体有关吉祥车牌号竞投事项的询问时就表示,长期以来交通事故社会救助资金不足问题一直让有关医院、交通事故肇事受害方备受困扰,此次竞投车牌号所得资金虽然是“九牛一毛”,但作为交通事故救助资金,今后政府就有一笔专门的钱用在核减医院被大量拖欠的用于救治交通事故伤者的费用等方面。

　　同样的承诺在其他进行车牌竞拍的地方也有。浙江、湖南、山西等为吉祥车牌拍卖开绿灯的地方,都表示确实是为了解决“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困窘状况。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通常由财政拨款、未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车辆的罚款、社会捐助款以及国家规定的有关资金组成,资金数量十分有限。如在浙江,舟山市交警支队曾披露,有些基层交警部门一直为一些事故受伤者急救提供担保,已经欠医院三四十万元的医疗费了。谁该为那些在交通事故中有生命危险需急救的人埋单,一直是困扰交警部门的棘手问题。

　　余凌云说:“将拍卖车牌号所得用于救助基金,这种目的的正当性使拍卖行为也具备了正当性,它对于法律是无损害的,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即使吉祥车牌号是公共资源,但它毕竟是众多车牌号中极小的一部分,将这一小部分的公共资源拿出去拍卖,尽管让大多数人失去了获得吉祥车牌号的机会,但却换来了救助交通事故受害者这一更大的利益。更何况,次优的车牌号还是有机会获得的,这并不影响公民开车上路的权利。”

　　苏州大学教授周永坤用“公共产品”来形容吉祥车牌号,他说:“既然是公共产品,就可以卖,关键是看卖得的钱最后去了哪里。简单来说,就是谁的东西卖的钱就该归谁。如果拍卖所得用于改善交通状况,或救济穷人等,也用在老百姓自己身上,拍卖行为是应当允许的。”

　　反方:于法无据的过程结不出合法之“果”

　　尽管拍卖者们有着良好的初衷和目的,但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和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章剑生看来,这依然不能改变拍卖行为越出法律界限的本质。章剑生早在2005年浙江省拟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时就毫不讳言地指出,允许“吉祥车牌”拍卖的规定于情尚可,于法不合。尽管救济基金很重要,但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筹集。“手段不正当或者不合法,其结果也不可能是正当的或者合法的。”

　　应松年也指出,机动车牌号并非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它应是政府管理机动车的一种行政许可方式,毕竟车牌号的取得要经过政府有权机关的审批和同意。“只有法律法规才有权设定行政许可,那么,通过高价购买取得某些车牌号的所有权,是于法无据的,违背了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他还特别补充道:“即使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许可权,但这也是临时性的许可权,毕竟车牌号的使用并非一年,是不能适用临时性的行政许可的。”

　　如果拍卖车牌号属于行政许可行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行为确实存在着于法不合的先天性问题。但余凌云和周永坤却并不认为这与行政许可相关。尽管承认这一行为在现行法律中找不到直接依据,但余凌云还是坚持认为,上牌照采取何种方式,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行政机关有权拿出一小部分车牌号进行拍卖。“车牌号只是车的户口而已,不同的车牌号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识别,使用不同的车牌号并不影响人们开车上路。驾照及行驶证等才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

　　周永坤也否认发放车牌号的行政许可性质:“政府有义务给符合驾驶车辆上路有关条件的买车人上车牌号,这只是选择一个什么号的问题,不涉及行政许可。”

　　监督才是“硬道理”

　　车牌号的有偿选号,尽管已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对于它的盖棺定论迄今尚未形成,毁誉参半几乎伴随了它的整个发展过程。

　　反对方为何对这一政府行为不能持宽容态度?网友“一路行来”道破玄机:“拍卖吉祥牌号所得的钱将有多少留在执行部门?剩余的将用作什么?”相信,对于拍卖所得用于救助基金,民众并无意见,如果希望那些反对者不那么反对,甚至可以走向支持者一方的话,恐怕拍卖的组织者们需要做足功课了——该如何规范拍卖所得的用途?

　　余凌云说:“首先,应当向社会公布拍卖的原因和目的,披露相关信息,使公众了解这些必要的内容。其次,财务一定要公开,拍卖所得多少,是否用于宣称的地方,一定要让公众明了。”

　　周永坤也说:“政府必须确保人们能够相信拍卖的确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通过收费为自己设小金库,这样自然会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