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党”要黄了？ 受此番竞拍价格狂跌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上海的牌照“黄牛党”。在上海一家大型汽车广场，一位手中囤积了好几张年前购进的车牌照的“黄牛”沮丧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次亏大了。当时我每张牌照的进价都在5万元以上呢。” 《财经》杂志的报道称，车牌额度在上海是一种市场公认的“硬通货”。因为上海允许车牌额度自由转让，额度在车辆报废或转手时可与之分离，进入二手市场交易。由于并无使用年限限制，二手车牌额度和一手车牌额度完全没有价值区别。 基于这样的制度设计，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拍牌过程繁琐而且专业性强，新车车主并不愿意自己去参与竞拍。“他们往往选择在最后时间与经销商通过电话约定一个心理价位，交由经销商去完成竞标。”一位“黄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说。 于是，由于供给始终小于需求，这一稀缺资产的市场价格便势必不断走高，为了确保拍到车牌，“即便经销商比实际出标价位多报2000～3000元，客户也在所不惜”。“黄牛党”所赚取的，正是给客户报价和最终中标价之间的差价。 上海某汽车销售公司的一位销售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拍卖制度新规之前，汽车销售商的电脑与私车牌照拍卖是联网的，他们在各自的公司就能拍到车牌。而车牌虚高背后的“利益推手”，正是“经销商指导价”。 另一方面，上海市一手私车牌照与二手车牌照价格相互联动，形成了一条“只能涨不能跌”的利益链条。在上海的二手车市场上，一些经销商如果遇到带车牌出售的二手车，便会通过退牌交易取得车牌，用于抬高价格转卖。 不过，车牌竞拍价格总体上涨行情，现在因政策预期改变而发生逆转。新的拍卖办法在增设了“投标过程信息公开”和“有限制价格修改”两项新功能之后，信息公开，消费者可以随时掌握即时动态，经销商“指导价”所能起到的作用变得微乎其微。 不过，尽管很多人“以自己都没想到的价格”拿到了牌照，但由于拍卖网络和电话的拥堵，导致许多人根本无法出价，更有一些人比如前述的中学教师陈洪，因无法修改价格，而不得不以3万多元乃至5万元的高价拍到牌照。 拍卖存废争议未了 不断高涨的牌照价格，导致上海街头出现了中国汽车消费市场中壮观而又滑稽的景象：一方面，牌照价格呈失控之势，导致上海保有车辆中，至少10%以上的是外地牌照；而另一方面，私车牌照拍卖制度也并没有如愿地缓解上海的交通堵塞问题。 当然，这些外地牌照车并没有计算在上海投放的机动车额度中。“2004年5月份，我们曾经试图调查和统计上海车异地上牌的情况。”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主管宣传的孙国富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但最后并没有成功，因为实施起来很困难。 上海周边的南京、苏州、义乌等地成为上海市民上私车牌照的热门之地。2003年底，周边城市陆续对上海车“关门”。于是，上牌之手伸向了更远的安徽、江西。合肥市车管所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前每个月大概只有五六台上海私家车前来上牌，但从2007年11月份起，数量突然增长了10倍左右。 “如果上海的拍卖牌照制度不给出清晰的对策，买外地牌照的人数势必会增加。多年来的事实也已经证明，单单依靠私车额度投标并不能根本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系主任杨晓光说。 事实上，高额的牌照费，也严重影响了上海汽车工业在本地的销售。《21世纪经济报道》称，上汽集团及其合资企业，曾多次侧面向上海市政府表达过对牌照价格过高的不满。记者从上海大众的经销商处了解到，目前上海超过30%的大众车不上上海牌照。 上海市经委信息中心汽车产业研究室近期也做过一项调研发现，上海低价位微型轿车的市场占有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上海消费的微型轿车比2005年下降了12.10%，2007年的下降趋势依然明显。“主要原因就是销售受制于额度投标。”朱君奕说。 而几乎在每年的上海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过程中，都有不少代表对私车额度拍卖工作提出问题，表达困惑。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私车额度拍卖的合法性、合理性表示异议，并高度关注私车拍卖款究竟有多少、如何使用的等问题。 面对外界的质疑，1月25日，在上海“两会”上，上海交通局局长李文辉明确表示，车牌拍卖是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一个重要措施，并没有取消的想法，但将要求负责车牌拍卖的公司改进网络、电话系统，为下一次投标拍卖提供更好的保障。 不过，就在第二天下午，市政协委员、上海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谢荣兴再次建议交通局采纳自己递交的《关于改私车牌照拍卖为集合竞价方式》提案。谢希望私车牌照竞拍能采取像股票交易在开盘前十分钟所用的“集合竞价”方式以避免不公。 “上海私车额度拍卖有它存在的不得已性，但目前还没有更成熟的替代方案，如果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放开私车数量可能导致另一个极端，我们需要对交通法规、技术、观念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这需要时间。”杨晓光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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