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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挂BP机、手持“大哥大”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髦。1984年,上海在中国率先开办了无线寻呼业务。1987年,第一个“大哥大”用户诞生在广州。如今,BP机和大哥大早已淡出人们视线。 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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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国家首次宣布允许私人拥有汽车,当年中国第一辆私家车沪AZ0001在上海诞生。“沪AZ”代表的是中国第一批私家车的牌照,一直享受着人们的追捧,上海车牌里黑市上要价最高的就是沪AZ当中排名靠前的牌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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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30事
1986年,中国第一块私家车牌沪AZ0001在上海诞生,标志着一个财富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抓住历史机遇首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发出时代的最强音,私家车、吉祥号码车牌、大哥大、BP机……他们对这些高端奢侈品的狂热欲望,都变成一种彰显身份的呐喊,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富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
在经历了几年前的寒流之后,这一年,春风似乎吹得更暖,形势一片大好,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热烈和骚动的气息。报纸上连篇累牍在报道鲁冠球的故事,邓小平几次提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国家首次宣布允许私人拥有汽车,中国第一辆私家车沪AZ0001在上海诞生。一批“百万富翁”诞生了,他们需要标签,需要认可,需要艳羡。先富起来的这群人开始引领我们的生活……
45岁的盛重洪路过外滩延安东路15号附近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在那个年代,排队抢购紧俏物品是常有的事情。好奇心让他挤上前去打听,得知政府开始允许私人运营出租车,人们是在客管处前排队申领私人出租车牌照。盛重洪想到了18岁还待业在家的女儿,也加入了排队的队伍,这一天,是1986年的12月。
不久,他获得了一块宝贵的沪AX1017的私人出租车牌照,这使他成为上海最早的一批私人出租车主(目前上海带有沪AX车牌在运营的出租车仅有300多辆)。拿到牌照的盛重洪,马上跑到汽车店,用27000元购买了一辆波罗列斯(音)小汽车,当时还不会开车的盛重洪,雇佣了一个退休工人开车,让女儿坐在副驾驶上负责收钱。这辆前苏联进口的灰色小汽车没有空调,但是在冬天开起来感觉很好。20年后盛重洪已经拥有过接近10辆汽车,但他对自己的第一辆车依然有着深刻的记忆。
在经历了几年前的寒流之后,这一年,春风似乎吹得更暖,形势一片大好,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热烈和骚动的气息。报纸上连篇累牍在报道鲁冠球的故事,邓小平第七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并且几次提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再也不会回到过去。这些话给盛重洪吃了定心丸,日子也越发舒心和扬眉吐气起来。
先富起来
1982年初,盛重洪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单位举报送进监牢。1986年,盛重洪开着私家车多次在针织九厂附近兜来兜去,接受着过去的同事和上司羡慕的眼光。
因在公职之外搞第二职业,把杭州某厂生产的纸箱推销到上海,盛重洪在1982年初,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单位举报送进监牢,虽然在11个月后被免予起诉而释放,他仍被针织九厂开除。失去了体制依靠的盛重洪,反倒没了顾虑,自封了个杭州纸箱厂销售部经理称号,很快变成了总设计师口中的“先富者”。
在盛重洪拿到沪AX私人出租车牌照之前的一个月,后来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沪AZ牌照0001号被挂在了一辆凯迪拉克小轿车前面。上海诞生了第一位正式意义上的私家车车主。当时私家车被称为“私人自备车”,因此上海交管部门规定私车牌号使用“自备车”的第一个拼音字母Z,上海人称之为Z牌照。
0001号车主是嘉定的一位早年下海的老板王嘉华,据说此人有嘉定第一富之称。这辆挂着AZ0001的牌照的豪车在此后的20年岁月里为他赢得了无数路人的侧目。也使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拥有一辆挂有AZ牌照的私家车成为实力和身价的象征,21世纪初,这批牌照被允许拍卖和转让后,也曾被炒到十几万元的高价。
继私人出租车之后,盛重洪也很快拥有了一辆真正意义上的私家车,这是一辆罗马尼亚的达契亚,牌照为AZ0035。这是上海第35辆私家车牌。盛重洪曾经开着这辆车多次在针织九厂附近兜来兜去,接受着过去的同事和上司羡慕的眼光。这一年,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20元。
这一年9月,国家通过了《个人收入调剂税现行条例》,规定个人400元以上的八种收入应该纳税,但当年的人民日报说:“绝大多数公民不在缴纳之列”；两个月后,四川个体户杨义安在国内最大的百货商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场开辟蚊帐专柜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在评述当年全国十大新闻时,11月底在深圳举办的第四届力士杯全国男女健美邀请赛,被列为十大新闻之一。在这次比赛上,身穿比基尼的运动员第一次暴露在中国公众视野,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包括101家国内外的报纸,71家杂志、图片社和出版社,16家广播电台,14家电视台的记者及三家国内电影制片厂共超过1000名记者到场采访。江西省赣州17岁的高中学生林晓峰因此给报纸写信说:我隐隐地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可怕的危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正在开放的时代中逐渐消失。但一位22岁的山东姑娘看了报纸后,却写信到报社,毛遂自荐,要求献身健美事业,到东莞健美队当一名专业健美运动员。她在信中“为健美姐妹能挣脱束缚而欣慰”。
这一年,女排姑娘书写了“五连冠”的不朽业绩,北岛、顾城和舒婷三个人创造并统治了文学的“朦胧诗”时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写出了一首说唱歌曲“不是我不明白”。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群星演唱会上,当他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嘶吼着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开启了中国内地音乐史的一个时代。在歌曲结束时,在狂热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这个年轻人,名字叫崔健。
汽车业的1986
这一年,中国轿车年产首次突破了1万辆。而邻国韩国,产量是60万辆,在国际上,汽车业已度过100岁寿诞。
1984年10月,当总理李鹏和德国总理科尔的手握在一起,共同为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奠基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普通合资厂的开业会如此隆重。家用汽车仿佛是个很遥远的事情。
但一切在悄悄发生变化。第二年10月,首届香港一北京拉力赛诞生了,“先富裕起来的”少数中国人很快就自费参赛。汽车运动当时在中国没有专业管理部门,交给原国家体委运动一司下属的中国摩托运动协会临时管理。由于一批搞摩托车运动的人根本不清楚汽车拉力赛是怎样进行,他们给港方的线路全部是柏油路,比赛的行驶路段超长,导致后勤车辆跟不上赛车的节奏,上路采访的记者竟然会发生“断粮”的现象。一些记者不得不半路拦截农民运白菜的车充饥。
但大赛引起中国人空前的热情。外电报道称“中国最近举行了本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汽车大赛。这反映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采取开放政策,在交通运输方面也进一步向世界各国敞开了大门。”而参与首届555港京拉力赛采访的《读卖新闻》记者从跟队采访途中也看到“广东女性骑着日本摩托车兜风,中国在发生变化。首届555香港一北京拉力赛可能是他们迈进汽车社会的一个新阶段。”这次拉力赛使汽车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关注的焦点,也为汽车进入家庭开辟了道路。
1986年10月的第二届港京拉力赛把中国人对汽车的热情拉到了一个新的温度。在这次比赛中,一名叫卢宁军的中国选手勇夺总成绩第2名和N组第1的好成绩,并荣获了大会颁发的“亚洲第一车手奖”。第二天的各大媒体上,卢宁军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中国车王”的称号也不胫而走。
沪AZ牌照,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
这一年,中国轿车年产首次突破了1万辆。而邻国韩国,产量是60万辆,德国奔驰公司开进了中国,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成立；而在国际上,汽车业此时已度过100岁寿诞。
也是这一年,浙江台州人李书福以200元创业资金,从茅草车间起步,从生产冰箱部件开始,创立了吉利集团。12年后,吉利自主研发的第一台轿车在临海工厂正式下线。此后,廉价的国产汽车开始迅速攻占普通的中国城乡家庭,到2007年,中国轿车销量的八成被私人购买。
桑塔纳的故事
桑塔纳曾是上海滩一代先富者们最初的追求和情结,但它在德国本土总共只生产了13万辆,连德国人都很陌生
多年以后,另外一个上海人杨方对当年买车的经过还津津乐道。当时他在曹扬路上“中汽销售公司”买车,单位买车的柜台上人群喧嚷。私人购车的柜台人烟稀少,他喜气洋洋用18.6万元买了辆钢青色的豪华型桑塔纳,所谓“豪华型”就是增加了电动窗、电动天线、换了铝合金轮圈,其它的都一模一样。
提车是在真北路上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顾客是不能选车的,出来一辆你就得开走,除非你能当场指出可以看到的毛病,才给你换一辆。
杨方把车提回来刚开到家,车锁就坏了,他在新车里出不来,只得爬到另一扇门才出来。当天到特约维修站换锁,由于没上牌,不能索赔,还花了270元才修好。但杨方原谅了这个车锁,因为当年桑塔纳的国产率只有3.7%,而那个门锁就是国产件。
上海开放Z牌照的同时,上海汽车业也传来喜讯,“桑塔纳”产量突破了1万辆,新民晚报的老记者顾龙曾作为上海大众汽车特邀的首批记者之一前去采访。他记得那时候,上海的车间仅仅只是简单的加工厂,在导轨上一辆辆装配,移工位要一辆辆推行,工人们戏称“半手工化流水线”,并给他讲了一段故事:中德合作之初,由于设施和技术的偏差,有一批冲压零部件表面有缺陷,不符合质量标准,在场的德国专家二话不说,就把锃亮的零部件扔进了报废箱。中方员工见后却认为弃之可惜,把废品悄悄拿回来,想打磨后重新利用。德方技术专家知道后,找回这些冲压件,拿起榔头奋力砸坏再次扔进废品箱。在中国资源匮乏的当时,这个举动让中方老职工心痛不已、泪流满面,双方为此曾僵持不下,直到最后,中方才完全接受了德方对质量的严格要求。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带着Z牌照的桑塔纳,是上海滩一代先富者们最初的追求和情结。与所有的紧缺商品一样,当时桑塔纳要批条子才能买到,一辆车转手就能卖到22万元一台。一直到21世纪初,有中国记者在桑塔纳的故乡德国埃姆登工厂采访时了解到,桑塔纳在德国本土总共只生产了13万辆,车型并不成功,连德国人都很陌生,就连在德国大众汽车博物馆里也看不到桑车的影子。而此时,已经是桑塔纳进军中国20年纪念日,桑车在中国的总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00万辆。
风光的AZ牌照
关于z牌的“通行特权”,当初是否真有明确的红头文件规定,还是执法者们对先富阶层的一个默许“礼遇”,似乎已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最初,沪AZ牌照是不要钱的,只要你买得起车,人人都可以申领。但买得起车的人自然是凤毛麟角,从1986年到1994年,上海私车牌照仅仅发放了2000余张。对那些急于摆脱长久的压抑、开始高调起来的先富者们来说,无疑,Z牌照是他们区别芸芸众生最好的标签。
那时候上海还没有林立的高架路和过江大桥,只有一条打浦路隧道连接浦东和浦西,大多车辆过江还只能靠民生路码头摆渡,控制车辆总量十分有必要,所以当时上海开始实行单双号限行制度,但是外企黑牌和AZ牌照却可以不受此限制,当时的AZ牌照领足了风光和派头,就连遇到交警,对方都会给予礼遇,说话也很客气。财大气粗的盛重洪,当时已是静安区有名的富翁,一部出租车,一部自备车,家里根本停不下,就把车子停在了静安公安分局门口的马路上,分局的警察们经常在车子四周巡逻,负责保护车子。
盛重洪的朋友厉明在1994年的时候,也买了一辆普桑,获得了一块为AZ2225的牌照。当时他在街上行使,如果看到跟自己车号临近的2×××的Z牌车,厉明都会打开车窗,跟对方挥手致意。而拥有同批z牌照的,不乏上海滩名人,徐根宝的座驾,也是一辆AZ2002普桑。
17年后,上海早已经取消了市区单双号限行制度,只是在一些特殊路段有此规定。厉明在徐家汇一个限行路口被交警抓到,开了一张50元的罚单。他找到交警总队去申诉:我当时办理Z牌照的时候市价是十几万,当时政府承诺不受单双号限行限制,为什么现在又要限制?经办人员也不清楚十几年前的有关规定,承诺查实后给予答复。几天后,交警总队一个甜美的女声拨通了他的电话:“我们查阅了所有的档案,没有找到当年关于Z牌照可以不受限行规定的任何文字记录；但是我们也询问了一些老交警,他们又记得当年执勤过程中,确实是可以允许Z牌照通行的。”他们最后还是撤销了厉明的罚单。但关于Z牌的“通行特权”,当初是否真有政府和交警部门明确的红头文件规定,还是当年执法者们对先富阶层的一个默许“礼遇”,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这个时候,上海私车牌照的申领已经全面实行了拍卖制度,同时为了吸引外资,吸引留学人员归国,上海还规定投资达到一定规模的外商和港台同胞以及归国人员购买自用车可照顾一个免费的牌照。厉明的这块牌照就是偷偷利用一个留学归国的朋友的名字办的,牌照上清晰盖着钢印:“留学生牌照,本车不准过户。”
1995年的时候,拍卖的底价已经飙升为10万元,其实际成交价已经接近一台普桑的价钱(普桑时价为20万)。而这就注定了拥有私车只能是极少数先富者的游戏。直到90年代末,上海才总共发行了不到5000张Z牌。
1992年7月,上海试行了一次Z牌照吉祥号码拍卖。这场中国大陆首次私人自备轿车牌照拍卖会留下了上海滩汽车史一段趣闻,一直到多年后还被很多老上海人当笑话咀嚼。当日拍卖的是14个吉祥车牌,众多腰别BP机,手拿大哥大,坐着叉头(出租车)来的百万富翁们云集拍卖场,把主办单位柜台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所关心了解的是主办单位能否提供奔驰、林肯、凯迪拉克等世界名车,个个派头十足。财大气粗。
“Z0518”汽车牌号的谐音是“我要发”,在拍卖场上,这一车牌仅几分钟就从起拍价的2万元猛抬到竞价30.5万元,大大出乎拍卖行预计15万元最高价的极限,被一位苏姓老板抢到手。旋即,他挑选了一辆豪华型奥迪牌高级轿车,当场付清总价60.5万元的全部购车费用,在众目睽睽之下驾车扬长而去。而当天参与竞拍的14张号牌全部成交,总金额高达人民币224.8万元。
当时下海的人都比较迷信吉祥数字和幸运号码,还有的想通过数字显示自己的实力和虚荣,这些先富者急需表明“富豪”阶层的身份、地位、经济实力,以体验这个新生阶层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参与感。而拍卖,仿佛正是这种需求的最好表达。当时一位外企驻沪高级职员在此次竞拍中优先买到牌照和一辆轿车后,连他的外国老板都高兴万分,说他看到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希望。
有趣的是一个月后,Z0518车主所在公司因欠款被告上法庭,法庭调查后发现该公司已负债累累,遂将Z0518号奥迪车查封并将此牌号再次拍卖以偿还债务。Z0518的故事被全国媒体广泛报道和追踪,甚至《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都上了头条。美国《纽约时报》也惊呼“中国出现了超级富翁”。
BP机和大哥大
“大哥大”当时供不应求,黑市上的售价曾高达五万元。但实际上当时信号覆盖面很小,很多时候,大哥大只是个摆设而已。
不只是吉祥车牌号,当时的寻呼机号码、大哥大号码都被拿来拍卖,而且无一不火爆。每次竞价,每次中标,都变成一种彰显身份的呐喊,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仿佛越是稀罕事物,获得的过程越惊险,越能让富人们兴奋、欢呼。他们需要标签,需要认可,需要艳羡。80年代末,国内的空气开始被高调的富人们搅得热气腾腾,这种热度到了90年代前期,开始更加明显。
盛重洪也是这其中之一。他开着AZ0035去参加了中国最早的一场房产拍卖会。参拍的房子都是因为企业破产等原因而被拍卖,当时气氛之热烈还吸引了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来采访。盛重洪看上了一间顺昌路的门面房,打算用7万元的价格拍下。但是他失算了,最后眼睁睁看着别人兴冲冲用1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买走了。回到家的盛重洪,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看到了自己举牌的镜头一闪而过。这是盛重洪第一次看到自己上电视,还为此足足兴奋了几天。
1986年,盛重洪还成为上海首批拥有寻呼机的富人之一。1984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寻呼台,盛重洪的号码是1027号,1986年,北京等地开始开通了寻呼业务,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介绍了这一新生事物:“用户使用一块比肥皂的体积还小的袖珍铃(也叫BP机)通过电信部门的发射台,随时随地可与单位或家人进行联络,这种每台售价人民币600元左右的BP机,家庭也可以购买使用。”
第二年,比BP机更让富人们兴奋的玩意登陆中国。广东小伙子徐峰花了2万,拥有了中国第一部模拟信号手机。这个像黑砖头一样的塑料玩意有着夸张的外表,如果拨打电话需要拉出天线。因为价格昂贵只有富人才能拥有,这块砖头被称为“大哥大”。徐峰为这部手机花了近2万元,但当时依然供不应求,黑市上的售价曾高达五万元。人们以拥有“大哥大”为荣,整天拿着“大哥大”招摇过市,或者适当的时候显示一下,便可引来众人追随羡慕的眼光。但实际上,当时信号覆盖面很小,很多时候,大哥大只是个摆设而已。
2003年,因为孩子们在澳大利亚的事业开拓的不错,盛重洪和太太也准备离开上海,和他们团聚了。但因为有1982年投机倒把罪的“犯罪记录”,让他的移民手续办理遇到了麻烦,这也激起了盛重洪积压在内心20年的暗潮。他跑去有关部门申诉,半年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检察院撤销了他1983年的罪名,并询问他有何要求,盛重洪说:“我想恢复针织九厂和我的劳动关系”。遭到针织九厂拒绝的他从此开始了为此四处奔走的日子。
其实,盛重洪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恢复单位的劳动关系,对他来说毫无实际意义。但是他坚持要走下去,拿到恢复劳动关系的那个红红的公章:“当年你把我赶出去,你要把我再收回来。”
2008年11月,寻呼机和大哥大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移动电话的中国用户已经超过6亿,厉明早就开上了本田雅阁,他的Z牌照也在3年前以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一个民企老板,盛重洪则要离开上海远赴澳洲了。但他依然惦记着他的案子,这是他一个心结,也是他对逝去的那个年代的一种缅怀。 |
(中国牌照网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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